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在 水 中 的 小 鱼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日志

 
 
关于我

飒飒松上雨,潺潺石中流。 静言深溪里,长啸高山头。 本博客没有标注转载的,均为原创

网易考拉推荐

*转*我们现在怎样做教师(宋立民)  

2009-09-10 14:32:51|  分类: 最美的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今天是教师节,一大早刚走进校门学校门口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帅哥手里拿着一支康乃馨,冲着我说:“老师送你一朵花,祝你节日快乐!”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这并不是我所教的班级里的学生,“谢谢你!你为什么送我花呀?”“妈妈说今天是教师节,要送老师花的。”“那你为什么不送你的班主任老师呢?”“是老师都可以送啊!”……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看着孩子天真的笑容我感到非常幸福,现在还有什么人送礼没有一丝的功利目的的?当老师真的是很幸运的,能和世间最纯净的心灵对话。

看着办公室里多多少少的小礼品(贺卡和手功做的小花)不禁一笑,可能你会觉得老师太容易满足了,但怀揣这份心意,有谁不满足呢?

转载了宋教授的一篇关于教师的文章,与各位做教师的同仁自勉共勉。

【按】这是可爱的某报编辑给我的命题作文,并且说是受了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启发。

其实这题目并不容易写,老师也不容易做。

姑且写几句,为了逝去的和立志要做严格意义上的教师的人们。

 

上星期,在本学期的第一节课上,我突然记起了近年来三个“最后一课”,在课上停顿了一下,没有说。

一是2004年去世的中山大学教授程文超,他是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生,北大谢冕先生的博士,有关知识群体文化心理的探析颇有深度,得过鲁迅文学奖。他后来患了喉癌,2002年,桂林,我们同在全国当代文学会上作大会发言,他说话已经相当艰难。2004年教师节前后,他为博士生讲完课,并将下次课安排在10月11日。不料10月4日病情突然恶化,再也没有登上讲台。此前中大教务处组织几万名学生对301门课程无记名投票,程文超得分全校第一。12年抗癌,五次大手术,几十次放化疗,头发几乎掉光,他最后背着氧气瓶给学生上课。他说:“学生是我生命的阳光”。

第二位是2005年去世的上海交大晏才宏老师,他的电路课被称为“魔电”,学生评教常打100分。他上课是一杯茶、一支粉笔,从不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一切烂熟于心。生命垂危之际,他对妻子说:“帮我到学校定一间大点的教室,把学生召来。你带上一杯水,我说不出话时给我喝一口,我还想再讲一课。”他去世三天内,校园bbs上发表了学生千余篇悼念文章,学子们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记得有一个贴子是:“不知道天堂里有没有电路课,如果有,那里的学生是幸福的。”

第三位是2006年去世的北大教授孟二冬,他是我母亲的家乡安徽宿州人,支教新疆石河子大学时,在剧烈的咳嗽中坚持讲完《唐代文学》最后一课,倒在讲台上。临终前,他对弟子说:“病树前头万木春……”。他称自己是“病树”,学生是春天。

以上三位告别讲台时的年龄分别是49岁、57岁、49岁。

第25个教师节之际,祝他们的灵魂安息。

当然,他们以生命标出了做教师的高线,我们此生未必能够接近那个境界。但是,笔者由此而想问一声:现在做大学教师的底线在哪里呢?

或许在于精神的自由。看看从去年到今年的许多回忆西南联大的文字,读读“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我们不难发现:“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教师讲什么、怎样讲,学生听谁的课、如何学,全是开放的,没有条条框框的。在那个散漫而纯粹的自由的环境里,产生了至少7位两弹一星元勋、171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那时候教书与上学是一种终身难忘的幸福,当时的草房纸箱胜过如今许多的“大学城”。那是自由与童心的乐园,师生得到的是真知、创造而非浪费生命的蹈虚。

或许在于学问的乐趣。梁启超说过,如果将他的身体作化学分析,剩下的只有“趣味”二字,离开了这两个字,“梁启超”就一无所有了。恩师刘炳善先生20年来孜孜不倦地编纂他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辞典》,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疏证、编校一千万字的辞书,愿望竟然是“在我倒下之前把书编完”,诗曰“忧患方知亲书册,穷蹙始肯力砚田”、“清溪涓涓贵不断,远山隐隐胜流霞。”在学问化苦为乐,自得其乐。再看看时下我们这一拨“教授”,恰似陈丹青先生评论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满坑满谷的“量化”、“管理”、“科学”、“科研”……逼迫我们远离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常常躺倒床上手足无措,只剩下“郁闷”与“疲惫”。

或许在于育人的成就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被成群的学子簇拥着走上讲台,在条分缕析里化解文史哲或者数理化的“世纪对决”,时不时听到一些激动的掌声,在偏远的小城被20年前的弟子认出来……是每一个当老师的最大的幸福,至今也还是一部分老师追求的目标。然而,在拜金大潮滚过之后,在车子、房子、票子以至于“潜规则”的利诱之下,在著作、项目、研究成果终将以“得到资助金额”多少来衡量的时候,“成就感”正在成为“凌空蹈虚”的“阿Q主义”,坚守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显得无力甚至过时。结果是混日子的教师、只要报酬不低而甘于平庸的教书匠不无增加趋势。而教育投入、学费、贫困生、扩招、就业难等等现实问题又加速着师生关系的淡漠甚至紧张。

因此,我们说,由于种种原因,做教师的底线我们也常常守不住——不东奔西跑地忙除了挣钱之外实际意义不大的“函授”,你的收入就会缺一块,房子就会缺一个角;不做“填表教授”而取得经费甚至登台资格,你的饭碗就有可能出问题。我们现在当教师的心理成本、时间成本大大的增加,而精神上的成就感、愉悦感日渐其少。

平心而论,所有的老师都愿意做学生喜闻乐见的好老师,只是由于历史的与体制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在夹缝里确立自己的“外圆内方”的尴尬位置。

当然,无论怎样地不容易,总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坚守的。总有一些画面提醒我们守住不易守住的底线。

三年前的暑假,母亲病重,我急急忙忙赶回老家,在病床前守了十几天,直到她出院。中间唯一的一次出访,是去看望了我的小学老师袁先生。我将近四十年没有见过他。他当时七十五岁,在小学的讲台上站了整整半个世纪。他先后教了我们兄妹四人,当了三个人的班主任。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右半身已经偏瘫了,躺在床上,说话困难。见我过去,他终止了医生的推拿,挣扎着,很艰难地坐起来——他先趴在床上,再用左手支撑起身体,弓起腰,慢慢地侧身九十度,他不要我们搀扶,用了将近一分钟才起来,坐定时微微地喘气。

我说,袁老师,几十年了,都是您在讲台上站着,学生坐着,今天见到您这样坐起来,我很难受。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艰难地说:立民,那年你从部队回来,我就想给你介绍个对象,在团市委工作的,叫XXX,也是我的学生。后来知道你上大学走了。

我怕他受累,不让他再说话。他就不说话,一直看着我。他孩子说父亲一直关注我和其他几个“好学生”的消息。我从他的目光里读到:你就是我说的话,学生们都是我说的话。

我看到了他艰难的微笑。我幻想着20年后也有这样的做教师的满足。

  评论这张
 
阅读(82)| 评论(3)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